这个国家不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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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遗体 家属签署赔偿协议】温州动车事故遇难者郑杭征的妻子王惠3日下午签署了赔偿协议。她告诉南都记者，她从工作人员那里得知丈夫的遗体没有放到冷冻箱，只是冷 藏，“已经有问题了”，不得不签署协议。王惠说：“人已经没了，难道还要他的遗体出什么问题？” 南都 张书舟 @南方都市报
刚给王惠女士去电话，她证实，此事属实。她 说，昨天下午，两名铁道部善后人员相互间“大声聊天”，说其先生的遗体未冷冻，而是冷藏，“都有苍蝇了”。这句话让王惠听到，她“瞬间懵了”，决定不再追 究任何问题，同意签协议。今天下午，她在协议上签了字。与其他遇难者一样，赔偿金是91.5万元 8月3日 21:40 来自新浪微博
老子忍不住了！从业8年多，我从与采访对象电话或面谈时从未失过态，但今天，当王惠女士的电话通了后，我有半分钟泣不成声。我真他妈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你们这帮王八蛋！要是老子昨天或者现在在温州，老子一定破门而入，用我能拿到的一切东西打爆你们这帮王八蛋的头！8月3日 22:03 来自新浪微博
我一直不想提这个细节，因为这会让良善的心对人性失 望，但今天，我要提。我曾问过王惠，是不是对赔偿数额有异议，她说她不在乎钱，她只想找回她先生的手表。那块手表价值20多万元，是她先生留给女儿的嫁 妆。那块手表是被人从她先生的手上捋走的，家人在遗体上能看见捋手表留下的划伤！ 8月3日 22:07 来自新浪微博
我问王惠，在得知郑先生遗体出问题的消息后，家人们有没有去殡仪馆查验。答复说去看了，真的是在冷藏，家人们赶紧要求将遗体冷冻。明天下午，家人将会把遗体火化。亡灵，你赶紧往生极乐吧！那些丑恶，终归会有报应的！8月3日 22:22 来自新浪微博
昨天有媒体人士得知善后人员居然用遗体冷冻做筹码要挟家属，愤而发微博说出真相。善后人员看到微博后，居然从昨晚“声讨”王惠到今天凌晨5点!十几个人涌进王惠所住的酒店房间，说她不该向媒体说这个消息，不让她睡觉！早先王惠不开门，但福建连江县一名副县长一直敲门。8月3日 22:37 来自新浪微博
王惠说，她现在也不会硬挺着要找到丈夫被捋走的手表了。“我怕连我老公的遗体都保不住。”关于手表的问题，她在面见总理的时候提过，得到了总理“让有关部门解决”的承诺，也得到了盛的承诺。“承诺”仍在，可是，她现在“不要了”。她是不想要吗？！8月3日 22:55 来自新浪微博
周六晚上，我曾数次专门叮嘱王惠女士，让她对 媒体的离开做好心理准备，一定要在媒体离开的时候坚持自己发声，有困难给律师和媒体打电话，看来，她没办法做到。丈夫去了，女儿不在身边，政府施压，亲人 就如何处理有分歧，她本已快崩溃。最终，善后人员用上了最卑劣的手段，将她击垮。我承认，你们赢了！8月3日 23:41 来自Android客户端
郑杭征先生遗体告别会今天下午两点在温州殡仪馆举行。 这是媒体同行小丁先生刚短信发给我的现场照片。我们不要忘了：为了让郑先生的遗孀王惠女士放弃追索郑先生被捋走的手表、让她在赔偿协议上签字，郑先生的遗 体没有被冷冻！郑先生走好！您的灵魂应该上天堂。那些作恶的人，应该下无间地狱！8月4日 14:11 来自新浪微博
今天下午，王惠带着丈夫的骨灰离开温州赶回福建连江老 家。在她离开时，我认识的一名跟拍了王惠近一周的摄影小兄弟情绪失控，蹲在地上痛哭了40多分钟。我打电话对他说，这些天发生的事对人性的伤害无以复加， 只要是有良心的人，谁也难以忍受这样的伤害，即使是旁观者。兄弟，哭吧，这不丢人，这没有错！8月4日 20:40 来自新浪微博
我这小兄弟刚开始媒体生涯，以前没经历过这么惨痛的事，对这个社会的种种缺乏全面了解，在这些人性黑暗面前，他已经撑到极限。我对他说，时间长了，经历的事多了，或许就会好一些，知道怎么排解这些负面情绪。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是安慰他，还是在麻醉我们自己。8月4日 20:45 来自新浪微博
终于知道前天晚上拍打王惠所在酒店房间的门、与十几人 质问王惠到昨天凌晨5点的福建连江县副县长是谁了。雷言钦先生，虽然是福建省副省长带队处理此事，你压力大，但请问你拍门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会对孤儿寡 母造成何种伤害？雷言钦先生，找到电话后，这个问题会在你耳边响起。8月4日 21:54 来自新浪微博
[转]南都社论：躺在时间的河流上怀念他们
转前语：这些注定是要写进历史的。
今天是汶川地震三周年纪念日，读者诸君一定知道我们的哀悼所在。那场大地震令山河破 碎，八万多人罹难失踪，连绵不绝的哀伤延续至今。哀伤是为同胞一去不还，五月就此成为悲哀的月份；哀伤也因为念及自身无力，不能抵挡决绝的离逝。又一年祭 祀重来，躺在时间的河流上怀念他们，实有必要确认诸多问题：他们是谁？他们遇到了什么？他们在哪里？他们想要我们做什么？
来源: 南方都市报 | 来源日期：2011-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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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I Write by George Orwell
Why I Write by George Orwell
…I give all this background information because I do not think one can assess a writer’s motives without knowing something of his early development. His subject matter will be determined by the age he lives in — at least this is true in tumultuous, revolutionary ages like our own — but before he ever begins to write he will have acquired an emotional attitude from which he will never completely escape. It is his job, no doubt, to discipline his temperament and avoid getting stuck at some immature stage, in some perverse mood; but if he escapes from his early influences altogether, he will have killed his impulse to write. Putting aside the need to earn a living, I think there are four great motives for writing, at any rate for writing prose. They exist in different degrees in every writer, and in any one writer the proportions will vary from time to time, according to the atmosphere in which he is living. They are:
(i) Sheer egoism. Desire to seem clever, to be talked about, to be remembered after death, to get your own back on the grown-ups who snubbed you in childhood, etc., etc. It is humbug to pretend this is not a motive, and a strong one. Writers share this characteristic with scientists, artists, politicians, lawyers, soldiers, successful businessmen — in short, with the whole top crust of humanity. The great mass of human beings are not acutely selfish. After the age of about thirty they almost abandon the sense of being individuals at all — and live chiefly for others, or are simply smothered under drudgery. But there is also the minority of gifted, willful people who are determined to live their own lives to the end, and writers belong in this class. Serious writers, I should say, are on the whole more vain and self-centered than journalists, though less interested in money.
(ii) Aesthetic enthusiasm. Perception of beauty in the external world, or, on the other hand, in words and their right arrangement. Pleasure in the impact of one sound on another, in the firmness of good prose or the rhythm of a good story. Desire to share an experience which one feels is valuable and ought not to be missed. The aesthetic motive is very feeble in a lot of writers, but even a pamphleteer or writer of textbooks will have pet words and phrases which appeal to him for non-utilitarian reasons; or he may feel strongly about typography, width of margins, etc. Above the level of a railway guide, no book is quite free from aesthetic considerations.
(iii) Historical impulse. Desire to see things as they are, to find out true facts and store them up for the use of posterity.
(iv) Political purpose. — Using the word ‘political’ in the widest possible sense. Desire to push the world in a certain direction, to alter other peoples’ idea of the kind of society that they should strive after. Once again, no book is genuinely free from political bias. The opinion that art should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politics is itself a political attitude.
…
First published: Gangrel. — GB, London. — summer 1946.
勒·克莱齐奥：在悖论的森林里
勒·克莱齐奥：在悖论的森林里
2008年12月7日，勒·克莱齐奥在瑞典文学院发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
为什么要写作？我想，对这个简单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回答。人人都有自己先天的禀赋，有各自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当然，也有自己的缺点。如果我们写作，那就意味着我们没有 实际行动。当面对现实，发现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就会选择另外一种反应方式，另外一种交流方式。我们会给自己留下一定的距离、一定的时间去思考。
审视自己创作灵感来源的环境——这并不是简单地自我陶醉，而是希望能够更准确些——我能够清楚地看到，对我来说，一切的起点都是战争。这里所说的“战 争”，并不是指某个特定时刻的时局骤变，或者其中所发生的某些历史事件。比如说法国在瓦尔米战场上的胜利，代表德国一方的歌德和代表革命军一方、我的祖先 弗朗索瓦对之都有记述。那一定是个充满喜悦和哀伤的时刻。不，对我来说，战争意味着平民所经历的那些——尤其是小孩子的感受。对我来说，战争似乎从来没有 意味着什么重大历史时刻。我们挨饿，我们害怕，我们受冻，仅此而已。我还记得，曾经看见隆美尔元帅率领的军队路过我的窗下，彼时他们正朝着阿尔卑斯山脉进 发，试图找到通往意大利和奥地利北部地区的通道。对于那次军事行动，我并没有很清晰的记忆。然而，我却清楚地记得，在战争后的岁月里，几乎所有的物资都匮 乏，尤其是书籍和书写材料。因为缺少纸和墨水，我最早是拿木匠用的红蓝铅笔，在配给票证簿的背面画画和写字的。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我尤其喜欢粗糙的纸 张，喜欢普通的铅笔。没有儿童书籍可看，我就读祖母的字典。那些插图、地图和不熟悉的词条，就像一道向我开启的神奇大门，召唤我踏上探索世界的旅程，去徜 徉，去梦想。在六七岁的时候，我写了第一本书，名字叫《环球旅行》。紧接着，我又写了一本人物传记，主人公是一位虚构的国王，名叫丹尼尔三世—— 也许他是瑞典人？再后来，还写过一个以海鸥视角叙述的故事。那是一个足不出户的时代，孩子们很少能被允许到户外玩耍。在我祖母家附近的田地和花园里，到处 都是地雷。还记得有一次我溜达到海边，走到一个由带刺铁丝网围起的封闭区。铁丝网上挂着用法语和德语写的禁止入内的告示，上面还画着一个骷髅头。一切都昭 然若揭。
在这样的环境下，人很自然有逃避的冲动——去梦想，去把这些梦想写入文字中。另外，我的姥姥是讲故事的好手。在那些漫长的下午，她 会讲很多故事。这些故事充满想象力，发生在大森林里——或许是在非洲大陆，或许是在毛里求斯的玛伽贝森林里。故事的主角是只猴子，非常淘气，却总能在危急 时刻化险为夷。后来，我到非洲旅行，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去探索真正的森林，而那里却几乎没有什么动物。但是与喀麦隆接壤的奥布度村的一位村官，曾教给我 如何倾听附近山上的大猩猩拍打胸膛时发出的嗡嗡声响。非洲的旅程所赐予我的，并不是以后小说创作的主旨，而是第二人格——爱做白日梦，同时又深深关注现 实。这种人格已经伴随了我一生，并构成了一个矛盾的维度。这是对自身的陌生感，而有时也是痛苦的源泉。生命是迟缓的，我必须努力，才能够理解这种矛盾的意 义。
后来，书籍进入了我的生活。当年我父亲在毛里求斯的摩卡被家族驱逐并分得一份财产的时候，他争取到了几间藏书室。也就是在那时，我理解 了对孩子来说还比较模糊的一个真理，那就是：书籍是比不动产或者银行账户更加珍贵的财富。就是在这些书卷中——大多数是古老的装订大部头——我发现了世界 文学的伟大著作：由托尼·约哈诺插图的《堂吉诃德》、《托美思河的小拉撒路》、 《印戈耳支比家传故事集》、《格列佛游记》；维克多·雨果的伟大而发人深省的小说，如《九三年》、《海上劳工》和《笑面人》；还有巴尔扎克的《滑稽故事 集》。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旅行者的故事文集，里面的故事大多数发生在印度、非洲、马斯克林群岛，还有迪蒙·迪尔维尔、罗颂神甫、布干维尔和科克的伟 大探险史，当然还有《马可·波罗游记》。在非洲度过了一段自由岁月之后，阳光中慵懒的外省小镇上生活平淡，是这些书让我尝到了冒险的滋味，感受到了真实世 界的旷达；让我通过本能和知觉，而非知识去探索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书很久以前就让我意识到儿童生活的矛盾本质：一个孩子，要竭力守住他的庇护所，因 为那是让他忘记暴力和竞争的地方；然而他又乐于透过玻璃窗，去观察外面的世界。
就在我得知瑞典文学院授予我如此殊荣之前不久——当然对于我 来说，这个消息是令人惊讶的，我正在重读斯蒂格·达格曼的一部小书，名为《忧伤的独裁》的政治文集。这本书我爱不释手。重读这本尖刻、苦涩的书并不是纯粹 偶然，而是因为我正准备去瑞典接受由斯蒂格·达格曼之友协会于去年夏天授予我的一个奖项，还要去参观作者童年时居住过的一些地方。我一直很喜欢达格曼的作 品，因为他能够把孩童般的稚嫩天真与讽刺嘲笑结合起来。我还欣赏他的理想主义，以及他用来评判这充满磨难的战后岁月的睿智——那是他的成年阶段，也是我的 童年时期。书中有句话特别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在此时此地，这句话似乎是专门对我说的，因为我刚刚出版了一部名为《饥饿前奏曲》的小说。那句话，或者说那一 段，是这样说的：“怎么可能这样呢？一方面，就好像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文学更重要；而另一方面，却不可能意识不到，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在与饥饿作斗争。 对于这些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无疑就是在月底之前究竟能够赚到多少钱回家。因为这就是他（作家）所面临的一个新悖论：尽管他希望能够为饥饿的人写作，然 而，却只有那些饱食终日的人才能有闲心意识到他的存在。”（《作家和意识》）
斯蒂格·达格曼所说的“悖论的森林”，正是写作的处境。艺术家 决不能逃脱这个地方，相反，他必须“驻扎”在那里，以考察每一个细节，探索每一条道路，说出每一棵树的名字。这并不总是一次令人愉快的逗留。他认为他已经 找到了栖身之地，而她在向她的纸张倾诉，把它看作是自己亲密而宽容的朋友。而现在，面对着现实，这些作家不能仅作为见证人，而应作为演员。他们必须选择自 己的立场，保持距离。西塞罗、拉伯雷、孔多塞、卢梭、斯塔尔夫人，或者近现代的索尔仁尼琴、黄皙暎、阿卜代拉蒂夫·拉阿比或米兰·昆德拉：他们都不得不走 上流亡之路。对于像我自己这样一直享受自由活动的人——除了短暂的战争阶段，如果无法自己选择生活的地方，就犹如被剥夺了自由一样令人无法接受。
但是自由活动的特权却导致了悖论。让我们来看看作家生活的森林中心那棵长满了尖刺的树：他，还有她，忙碌着写作，在编织着梦想，他们难道不属于那幸运而 又幸福的少数人吗？让我们暂时停顿下来，想象一下那种极端的、令人恐惧的情况——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自己处于这种境地。很久以前，在亚里 士多德或者托尔斯泰时代，那些没有地位的人——欧洲中世纪的农奴、仆人、佃农，或者在启蒙运动时期从非洲的海岸被抢劫来，又在戈雷岛、艾尔米那、桑给巴尔 等地被卖掉的那些人，都面临这种境遇。那就是，即便是现在当我向大家演讲的时候，仍然有些人没有言论自由，仍然有些人处在语言的另一端。我深受达格曼悲观 思想的影响，而不倾向于葛兰西的战斗性或者萨特幻灭的赌注。当我面对那些能够读书识字的人讲话的时候，文学仍然是统治阶级的奢侈品，文学创作所源自的思想 和形象，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陌生的——这也是我们大家感受到不适的原因。当然，我们愿意影响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们，慷慨地邀请他们参加文化的盛宴。 为什么这会这么难呢？那没有文字的民族，正如人类学家所称呼的那样，已经成功地发明了一种全方位交流的方式，那就是通过歌曲和神话故事。而对当今我们这个 工业化社会来说，为什么这就变得不可能了呢？我们必须重塑文化吗？我们必须回到那种即时而直接的交流方式中去吗？我们很愿意相信在当今时代，电影充当了这 个角色。或者流行音乐也能实现这个功能，因为它有着自己的节奏和韵律，还有舞蹈加以助兴。当然还有爵士乐。在其他地区，卡里普索歌曲、玛洛亚音乐和塞卡舞 等也都是交流表达方式。
这种矛盾一直就存在。最杰出的法语作家佛朗索·瓦拉伯雷很久以前就在索邦神学院对学者们的迂腐炫学发起了挑战。他用 从大众语言中挑出来的话当面嘲弄他们。他在为那些饥饿的人说话吗？食量过人，饕餮好酒，纵情享乐。他描述了那些压榨农民和工人血汗的人的无止境欲望，一个 假面舞会的时代，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革命的矛盾，就像一个忧伤骑士的壮丽出征，活在作家的意识当中。如果说作家手中的笔必须具备一条美德的话，那就是： 它永远不应该被用来颂扬那些富贵权势之人，哪怕是以最随意的口吻。即便一位艺术家遵循了这条美德，也并不意味着他绝无问题。他的反抗、他的否定和他的诅咒 无疑都倾向一侧，即权势语言的那一侧。也许有几个词或者几句话例外，但其余的呢？那是一卷长长的可以擦掉重写的羊皮纸，一段优雅而遥远的拖延。有些时候还 有幽默，但并不是绝望的礼貌，而是那些深知自己不足的人的绝望，是非正义的激流退去时显露的海岸。
那么，为什么要写作呢？一段时间以来，作 家们已不再自以为是，以至认为他们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或者通过他们的故事和小说，给生活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告诉我们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们只不过是见证 生活，见证悖论森林里的其他树木。虽然作家愿意做生活的见证人，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时间他只不过是一个窥视者罢了。
但是的确有一些艺术家 成为了生活的见证人：但丁写了《神曲》，莎士比亚写了《暴风雨》——以及艾梅·塞泽尔对该剧的出色改编。故事中，凯列班跨坐在炸药桶上，威胁要与他所鄙视 的主人们同归于尽。的确有一些无懈可击的见证人，例如写作了《腹地》的库尼亚，还有普里莫·列维。我们在《审判》或者卓别林的电影中看到世界的荒谬，在柯 莱特的《黎明》中看到世界的不完美，在乔伊斯创作的爱尔兰小说《芬尼根守灵夜》中看到世界的千变万化。彼得·马西森的《雪豹》和阿尔多·李奥帕德的《沙郡 年记》中闪耀着世界的美丽，那是无法抗拒的美。威廉·福克纳的《圣殿》和老舍的《初雪》描述了世界的邪恶。达格曼的《蛇》让我们看到童年的脆弱。
作为见证人的最优秀的作家，是不知不觉中做了见证的，也许他并不情愿。悖论在于，他见证的不是自己见过的东西，甚至不是自己创作的东西。因为在控诉时， 他无法在场，所以他会感到心痛，甚至是绝望。托尔斯泰也许能够向我们展示拿破仑的军队给俄国带来的苦难，然而，历史却得不到任何改变。杜拉斯写了《欧瑞 卡》，哈丽特·比彻·斯陀夫人写了《汤姆叔叔的小屋》。然而，只有那些被奴役的人们自己才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够反抗，与非正义作斗争。 在巴西，在法属圭亚那，在西印度群岛，有着马龙人的反抗；在海地，有着第一个黑人共和国。
行动起来：毕竟，那才是作家的意愿。行动起来，而 不是去做见证人。去写作，去想象，去梦想。让他的语言、创作和梦想对现实产生影响，去改变人们的思想和心灵，为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做准备。然而就在那一刻， 一个声音悄悄对他耳语：那是不太可能的，他的言语在社会中会随风而去，他的梦想只不过是幻想。他有什么权力认为自己更优秀？真的需要作家来为我们寻找解决 方案吗？他难道是《医学的不幸抑或胜利》中的那位猎场总管，想去阻止一场地震吗？如果作家知道的只是如何去记录，他又怎能去行动呢？
孤独，是作 家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往今来一直都是这样。孩提时，他是一个脆弱、忧虑而领悟力极强的孩子；或者像柯莱特描写的那个小姑娘，当她的父母厮打 在一起时，她只能无助地看着。她黑色的大眼睛里满是痛苦的专注。孤独尤其青睐作家。然而，正是在孤独的陪伴下，他们才找到幸福的精髓。这是一种充满矛盾的 幸福，混合着痛苦和喜悦，是一种虚幻的胜利，是无言的、无所不在的折磨，是绕梁不绝的小调。作家，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了解，如何去培育那充满生机的有毒植 物。这植物只有在作家无能为力的土壤里才能够生长。作家希望为每个人、每个时代发言。他，或者她，孤零零地坐在房间里，面对着镜子般的空白纸张，在灯罩下 提取它那神秘的光芒。或者坐在耀眼的电脑显示屏前，聆听自己的手指敲打键盘的声音。这，就是作家的森林。每位作家都非常熟稔森林里的每一条道路。如果时不 时有什么东西逃脱的话，比如说拂晓时狗儿惊飞了一只鸟，那时作家就会在旁边惊奇地看着——这只会偶尔发生，这并不是他的本意。
然而，我的原意并不想大加否定。文学——这也是我一直所指的——并不是什么古董遗物，也不应该被一些视听艺术，尤其是电影所替代。文学是一条复杂的、艰难的路径。但是我认为它在今天甚至比拜伦时代或者维克多·雨果时代更具必要性。
文学的必要性有两个原因：
首先，文学（literature）是由语言所构成，这个词的原意：书写的文字。法语里，roman这个词指的是用中世纪后的一种新语言—— 罗曼语写的一些文章。短篇故事一词nouvelle，来自于novelty（新奇的事物）。在法国，大约同一时期，rimeur (来自 rime或者 rhyme)一词，不再用于指诗歌或者诗人，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于希腊语的动词 poiein，意思是创造。作家、诗人、小说家，都是创造者。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发明了语言，这意味着他们使用语言创造了美、思想和形象。这就是我们为什么 离不开作家的原因。语言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是先于其他事物的。有了语言，对一切事物的分享才成为可能。没有语言，就不会有科学，不会有技术、法 律、艺术，也不会有爱。但是，如果没有与之作用的另外一个人，这种发明就会变得虚幻，它就会萎缩、变小，最后消失。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语言的护卫 者。当作家写小说、作诗或者编戏剧时，他们保持了语言的活力。他们并不只是在使用文字——相反，是在为语言服务。他们颂扬它，打磨它，改造它。语言通过他 们、因为他们而生存。它陪伴了作家们所在时代的所有社会和经济变革。
在20世纪，当种族主义理论现身的时候，出现了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根本 差异的论调。在这种荒谬的等级论下，有人认为殖民大国的经济成就与它们所号称的文化优越性有着必然联系。这种理论，就像发烧一样，是一种不健康的主张。它 会时不时地到处现身，为新殖民主义或者帝国主义正名。有人说，一些落后国家的语言之所以没有自己的权利和优遇，是因为这些国家在经济上或者技术上落后。但 是那些声称自己的文化具有优越性的人们是否意识到，全世界各个民族，不管其发达程度如何，都是使用语言的呢？而每一种语言无疑都有一套复杂的逻辑、结构和 分析特点，才得以对这个世界进行表达，得以谈论科学，或者创造神话？
既然我已经为作家的存在作了辩护——尽管这是一个含义模糊而又有些过时的物种。现在我想说一说文学存在必要性的第二个原因，这与出版业有着更多的联系。
近来，经常有着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人们忘记了实际上这个现象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是殖民时代的开端。作为其本身，全球化并不是一件坏事。信息交流加 速了医药和科学的进步。也许，信息的汇总能够帮助防止一些冲突的发生。又有谁能知道，如果当初就有互联网的话，希特勒的罪恶阴谋可能不会得逞 ——人们的嘲笑或许就根本不能让他的阴谋见到天日。
我们生活在互联网与虚拟通讯的时代。这当然是好事情。但是如果没有书面语言和书籍所起到 的教育作用，这些令人感叹的发明又有什么价值呢？让这个星球上几乎每个人都拥有一台液晶显示器显然只是乌托邦式的理想，既然这样，那么我们是不是正在培养 一批新的精英，或者在世界上划分一道新的分界线，一侧的人能够得到知识和信息，而另一侧的人却与此无缘呢？一些伟大民族、伟大文化的消失，正是因为他们没 有意识到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固然，有些少数民族的伟大文化之所以能够维系到今天，还多亏了对知识和神话的口头传播。承认这些文化对世界做出的贡献是必要 的，也是有益的。不管喜欢与否，即便做不到完全现实，我们也已不再生活在神话的时代。除非每个孩子都能够受益于写作，否则不太可能建立起平等的基础和对他 人的尊重。
如今，在非殖民主义之后的这个时代，文学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表达个性、主张言论权利、让世界听到自己独特声音的一种方式了。如果没有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呼唤，我们将生活在寂静的世界里。
从全球范围来看，文化关乎我们每个人。但是，读者能力有限，换句话说，这是出版商的责任。固然，对于加拿大北部的一个印第安人来说，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声音被 世界听到，却只能用征服者的语言写出来——用法语或英语，这很不公平。当然，要指望毛里求斯或西印度群岛的克利奥尔语像当今世界主宰媒体的那五六种语言一 样容易被世界倾听，也只是一种幻想。但是，如果通过翻译，让世界听到他们的心声，就会发生一些新变化，这是一件好事情。正如我所说的，文化属于我们每一个 人，属于全人类。但要实现这一点，每个人都要有平等的机会接触文化。书籍尽管老式，却是理想的工具。它实用、便携、经济，不需要任何特别的科技加以辅助， 在各种气候条件下都能够得以完好保存。它唯一的缺陷——这也是我尤其想对出版商说的——就是在相当数量的国家里，人们仍然很难获得书籍。在毛里求斯，买一 本小说或者一本诗集的花费，能占到一个家庭预算相当大的一部分。在非洲、东南亚、墨西哥或者南太平洋诸岛，书籍仍然是很难获得的奢侈品。不过，仍然有一些 补救措施，例如与发展中国家联合出版，为租赁图书馆或者流动图书馆设立基金。另外更重要的是，对所谓的少数民族语言的要求及其作品施以更多的重视—— 显然，这里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去做——会促使文学继续成为一个美妙的工具，来帮助人们获得自知，了解他人，倾听人类那主题丰富、抑扬顿挫的协奏曲。
关于森林，我还想多说几句。无疑，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斯蒂格·达格曼那句话仍然回响在我的耳边；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希望一遍又一遍地去读它，让这句 话充斥我的脑海。他的话里带有绝望的语气，但与此同时，又有着胜利的色彩。因为正是在这种辛酸中，才能发现我们每个人一直在寻找的真理的痕迹。小时候，我 就梦想那森林。它让我恐惧，但又让我着迷。我想，当大拇指汤姆和汉斯在森林深处，四周环绕着危险和奇迹的时候，一定也是这种感觉。森林是一个没有地标的世 界，在密林和浓厚的黑暗中，很容易迷路。在沙漠或者大洋中也是如此，翻过一个沙丘，又是一个完全相同的沙丘；一个波浪打过去，又是一个一模一样的波浪。我 还记得文学第一次给我的震撼——那是杰克·伦敦的小说《野性的呼唤》。确切地说，当里面的一个人物在雪中迷路的时候，寒气刺骨，而一群狼正围着他步步紧 逼。他看着自己那早已麻木的手，试图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活动。作为一个孩子，这描写对我似乎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这被称作自我意识。
成年 后，森林仍然给了我文学情感的主要动力。大约30年前，连接两个美洲的泛美高速公路（从阿拉斯加到火地岛）在中美洲的达连地堑地区有个中断，我想现在情况 可能也没有改变。在巴拿马地峡的这个区域，热带雨林尤其浓密，到达那里的唯一方式就是乘独木舟逆流而上。雨林中生活着两群土著人，安巴拉人和乌纳安人，他 们都属于吉―帕诺―加勒比语系。我到那里纯属偶然，结果那里的人们让我如此着迷，以至在那里呆了相当长的时间，总共大约有三年多。那段时间，我整天无所事 事地从一座房子溜达到另一座房子——因为那时候，这些人拒绝住在村子里——并且学会了按照一种对我来说全新的节奏来生活。像所有真正的森林一样，这里的森 林遍布危险，我不得不把所有的潜在危险以及相应的求生方式列出一个单子。总体上，我得说安巴拉人对我非常宽容，我的笨手笨脚让他们觉着很滑稽。我想在某种 程度上，可以用这种娱乐来回报他们与我分享的智慧。那时我并没有写很多东西，雨林不是写作的理想环境。那里的潮气能浸湿纸张，而酷热又能烤干所有的圆珠 笔，凡是用电的东西都用不长久。到那里的时候，我就抱着这样一个想法：写作是一种特权，为了解决生存问题，我需要求助于它。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作也是一种 保护，是我在躲避风雨时的一个虚拟窗口。
当我完全了解到美国印第安人所奉行的原始共产主义精神，以及他们对权势的厌恶、对自然无政府主义的 喜好后，我开始明白，艺术，作为一种个性化的表达方式，在森林里并没有其角色地位。另外，这里的人们并没有类似我们消费社会所称之为艺术的东西。不像我们 把画挂在墙上，这里的男人和女人会彩绘他们的身体，而且总的来说，不愿意创造任何永恒的东西。后来，我有机会接触了他们的神话。在我们这个充满了书籍的世 界里，当谈到神话的时候，所指的东西似乎非常遥远，不管是时间概念还是空间概念。我本人也相信这种距离的存在。而现在，对我来说似乎每天晚上都听得到神话 故事。在他们的房子里，三块石头垒起了炉膛。在炉火边，在蚊蛾的舞蹈中，说故事的人——男人抑或女人，开始讲起故事、神话、传说，就好像在叙述每天都在发 生的事情。说故事的人一边拍打着胸膛，一边尖声高歌。他模仿着故事中人物的表情，有激情，有恐惧。似乎这本应来自小说，而不是神话。但是有天晚上，来了一 位年轻的女人，她的名字叫做埃尔韦拉。因为她特别会讲故事，所以居住在森林里的安巴拉人都知道她。她是个女冒险家，没有男人，也没有孩子——人们说她多少 是个酒鬼，是个荡妇，但是我一点也不相信 ——她挨家挨户地唱歌，以换得一顿饭或一瓶酒，有的时候是几枚硬币。尽管除了通过翻译之外，我别无他途听懂她的故事——安巴拉语言比我们的日常用语要复杂 得多—— 但我很快就意识到她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她的嗓音，她双手拍打胸膛、拍打着她那厚重的银币项链的节奏，还有那着迷陶醉的神色， 映亮了她的整个脸庞和双眼，那是一种诗意般的出神。所有这些，都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在她讲述的神话框架之上——烟草的发明，第一对原始孪生子，宇宙启 蒙时人和神的故事——她加入了自己的故事，她的流浪生活，她的爱情，背叛和磨难，性爱的极乐，嫉妒的刺痛，以及她对变老和死亡的恐惧。她是活着的诗集，古 老的戏院，与此同时，又是最现代的小说。在森林的黑暗中，在昆虫和蟾蜍的合唱声中，在蝙蝠群卷来的旋风中，她代表了故事中的火与暴力。这种震撼，除了用美 这个词外，没有其他的词汇可以形容。她的歌声似乎传递了自然的真正力量，这的确是最大的悖论：在这与世隔绝的地方，在森林里，在文学思维可以触摸到的最遥 远角落，却是艺术能够找到它最强烈、最真实表达方式的地方。
后来，我离开了那个地区，再也没有见过埃尔韦拉，也没见到达连森林其他说故事的 人。但是，那里留给我的却不仅仅是怀旧——而是一种信念，那就是即便文学被传统或者妥协磨退了色，即便作家无法改变这个世界，文学仍然能够生存。有一种伟 大而神奇的力量能够超越作家，有时能够给他们活力，美化他们，并重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力量是崭新的，与此同时又是非常古老的，像风一样无形，像云一样缥 缈，像海一样浩瀚。这种力量在鲁米的诗集中摇曳，在伊曼纽尔· 斯韦登伯格如梦如幻的建筑中荡漾，是当读到人类最美丽的文字时所感受到的颤抖，就像斯蒂尔斯酋长在19世纪中叶放弃他的土地时对美国总统所说的话：“毕 竟，我们也许会成为兄弟……”
这种力量单纯而又真实，存在于语言当中。是魔咒，有时又是诡计，是喧嚣的舞蹈，是长时间的寂静。嘲笑的语言，感叹的语言，诅咒的语言，紧接着，是天堂的语言。
我把这份献辞送给埃尔韦拉——我也要把瑞典文学院赐给我的这个奖项赠予她，送给她以及所有那些与我同时代的作家——尽管对有些人我持反对的态度。送给非 洲人：渥雷·索因卡，钦努阿·阿契贝，阿玛杜·库忽玛，蒙戈·贝蒂，《哭泣的大地》的作者阿兰·佩顿，《沙卡》的作者托马斯·莫福洛。送给伟大的毛里求斯 作家夏沙，他写了诸多著作，《犹大》便是其中一部。送给毛里求斯的印地语小说家阿布海曼宇·安纳斯及他的小说《累死累活》，送给乌尔都语小说家库拉图兰· 海德以及她史诗般的小说《火焰之河》。送给留尼旺岛富有挑战精神的丹尼尔·瓦罗，以及他的玛洛亚音乐。送给卡纳克的女诗人蒂薇·高罗迪，她公然对抗殖民势 力，最后进了监狱。送给具有反抗精神的阿卜杜拉赫曼·瓦布里。送给胡安·鲁佛和他的《佩德罗·巴拉莫》，及其短篇小说集《燃烧的平原》，还有他为墨西哥农 村拍摄的纯朴而悲伤的照片。送给约翰·里德以及他的《叛变的墨西哥》。送给吉恩·梅耶，他是墨西哥中部奥雷利奥·阿塞瓦多和克里斯特罗斯叛乱的代言人。送 给路易斯·冈萨雷斯，《等待的村庄》的作者。送给约翰·尼可斯，他在《豆田战役》中描写了那痛苦的土地。送给亨利·罗斯，他是我在新墨西哥州阿布奎基城纽 约大街的邻居，以及他写作的《就说是睡着了》。送给让·保罗·萨特，以及在他的戏剧《死无葬身之地》中所包含的眼泪。送给维尔浮莱德·欧文，1914年死 于马恩河岸的诗人。送给塞林格，因为他成功地让我们走入了一个名叫霍尔顿·考尔菲德的14岁男孩的世界。送给美洲原有民族的作家们，苏族的谢尔曼·阿列克 谢，纳瓦霍人史考特·摩曼戴和他的《名字》。送给丽塔·麦斯特考守，一位来自于魁北克省明安岛的印鲁族诗人，她赋予了那些树木和动物以语言。送给何塞·玛 利亚·阿尔格达斯、奥克塔维奥·帕斯和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送给具有丰富想象力的瓦拉塔和兴格提的绿洲诗人。送给阿尔封斯·阿莱和雷蒙·葛诺。 送给写作了《院子里哪辆镀铬把手的小自行车？》的乔治·佩雷克。送给西印度群岛的作家爱德华·格里桑和帕特里克·夏莫瓦佐。送给海地的勒内·德佩斯特。送 给写作了《最后一位正义者》的安德烈·施瓦茨巴特。送给墨西哥诗人霍莫罗·阿里西斯，他让我们得以想象一只棱皮龟的生活，还描写了他的村庄康特派克街上的 帝王蝶，它们把河流都染成了橘黄色。送给维纳斯·侯瑞·构达，他把黎巴嫩比喻成一个悲伤而不可征服的情人。送给纪·哈·纪伯伦。送给兰波。送给爱弥尔·奈 利冈。送给杜沙尔莫，因为生活。
还要送给我在达连森林图伊拉河岸边碰到的那个不知名的小孩。夜间，他坐在一家商店的地板上，在昏暗的煤油灯 下读着一本书，在写着什么。他向前弓着背，完全没有注意到周围的一切，忘记了身边种种不适、噪音和混乱，忘记了所处的这种无情而暴虐的生活。森林深处，那 个盘腿坐在商店的地板上、独自一人在煤油灯下读书的小男孩，他的存在并不是偶然。他多么像我在开始时提到的那个小男孩，那个在战后的黑暗岁月里，用木匠的 红蓝铅笔在配给票证簿的背面写字的那个小男孩。他提醒了我们，人类历史上有两个重大急迫的任务，唉，这些任务我们还远未完成：根除饥饿，消灭文盲。
尽管斯蒂格·达格曼很悲观，但他提到的作家面对的根本悖论——即作家无法与那些肚子和头脑都饥饿的人交流——揭示了最重要的真理。文化和与饥饿作斗争是 紧密相关的，是相互依赖的。失去了前者，后者永远无法成功。二者都需要我们，实际上，是迫切要求我们去行动。所以，在这个刚刚开始的新千年，在我们共享的 星球上，无论其是何性别，使用哪种语言，奉行哪种宗教，任何孩子都不应该被遗弃在饥饿和无知中，或被盛宴所拒绝。这个孩子带给我们的是人类的未来。借用希 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话来说，很久很久以前，这个王国是属于一个孩子的。
Always on the side of the egg By Haruki Murakami
Always on the side of the egg
I have come to Jerusalem today as a novelist, which is to say as a professional spinner of lies.
晚上好！我今天来到耶路撒冷的身份是一名小说家，也就是说，我是职业满嘴跑谎言的人。
Of course, novelists are not the only ones who tell lies. Politicians do it, too, as we all know. Diplomats and military men tell their own kinds of lies on occasion, as do used car salesmen, butchers and builders. The lies of novelists differ from others, however, in that no one criticizes the novelist as immoral for telling them. Indeed, the bigger and better his lies and the more ingeniously he creates them, the more he is likely to be praised by the public and the critics. Why should that be?
当然了，小说家不是唯一说谎话的群体，众所周知，政治家也属于这个群体。外交官和军事家们，还有二手车商贩、屠夫、建筑业者也偶尔说他们特定的谎言。但是 小说家说的谎话有别于其他——从没有谁批评小说家说谎是不道德的。的确，小说家越是造出弥天大谎，他得到越多公众舆论的肯定。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My answer would be this: Namely, that by telling skillful lies – which is to say, by making up fictions that appear to be true – the novelist can bring a truth out to a new location and shine a new light on it. In most cases, 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to grasp a truth in its original form and depict it accurately. This is why we try to grab its tail by luring the truth from its hiding place, transferring it to a fictional location, and replacing it with a fictional form. In order to accomplish this, however, we first have to clarify where the truth lies within us. This is an important qualification for making up good lies.
我的答案是这样的：名义上，说一些富含技巧的谎言，也就是组成一些表面上看似真实的小说，小说家可以将真相置之于新空间并散发新的光泽。大多数情况下，顺 藤摸瓜般摸出真相原本的形式并将其精确描绘出来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我们正试着抓住被从隐匿之处诱出的真相尾巴，甩到小说化的地点，用小说的 形式替换原有的形式。然而，为了完成这个工作，小说家需要认清我们之中的真相和谎言，为了说好谎，这很重要。
Today, however, I have no intention of lying. I will try to be as honest as I can. There are a few days in the year when I do not engage in telling lies, and today happens to be one of them.
可是今天我却无意说谎。我应该尽可能的试着保持诚实。一年中我难得有几天和谎言无关的日子，今天就是这样的一天。
So let me tell you the truth. A fair number of people advised me not to come here to accept the Jerusalem Prize. Some even warned me they would instigate a boycott of my books if I came.
那么让我告诉你们一些真相。回到日本的时候，很多人告诫我别来这里领这个耶路撒冷奖。有一些人甚至警告说，如果我来了，他们将煽动抵制我的书。
The reason for this, of course, was the fierce battle that was raging in Gaza. The UN reported that more than a thousand people had lost their lives in the blockaded Gaza City, many of them unarmed citizens – children and old people.
原因，别无所然，因为加沙地区施虐的残酷战争。联合国说超过1000人在加沙禁区失去了生命，大多数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包括老人和小孩。
Any number of times after receiving notice of the award, I asked myself whether traveling to Israel at a time like this and accepting a literary prize was the proper thing to do, whether this would create the impression that I supported one side in the conflict, that I endorsed the policies of a nation that chose to unleash its overwhelming military power. This is an impression, of course, that I would not wish to give. I do not approve of any war, and I do not support any nation. Neither, of course, do I wish to see my books subjected to a boycott.
在接到这个奖的通知之后，我问自己很多次，在这样的时候来到以色列并接受一个文学奖是否合适，会不会制造一种我支持争端中的某一方的印象，或者我支持一个选择放开自己压倒性军事力量的国家的政策，当然还有，我愿意看见我的书受制于抵制吗？[...]
Finally, however, after careful consideration, I made up my mind to come here. One reason for my decision was that all too many people advised me not to do it. Perhaps, like many other novelists, I tend to do the exact opposite of what I am told. If people are telling me – and especially if they are warning me – “don’t go there,” “don’t do that,” I tend to want to “go there” and “do that.” It’s in my nature, you might say, as a novelist. Novelists are a special breed. They cannot genuinely trust anything they have not seen with their own eyes or touched with their own hands.
可是最后，在认真的考虑之后，我决意来到这里。一个促成我决定的原因是有太多人的建议我不要来。像很多其他的小说家一样，我我倾向于选择被告诫的对立面。 如果人们告诉我，特别是警告我，“别这样做哟”，或者“别去那里！”我倾向···想要“去那里”和“就这样做”。你可能这样说，作为一个小说家，这是我天 性使然。小说家是一种特殊的畜生。他们无法真心的相信任何他们并未亲眼所见和亲手触碰的东西。
And that is why I am here. I chose to come here rather than stay away. I chose to see for myself rather than not to see. I chose to speak to you rather than to say nothing.
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我选择来到这里而不是远离。我选择亲眼看而不是不看。我选择给你们说而不是不说。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I am here to deliver a political message. To make judgments about right and wrong is one of the novelist’s most important duties, of course.
It is left to each writer, however, to decide upon the form in which he or she will convey those judgments to others. I myself prefer to transform them into stories – stories that tend toward the surreal. Which is why I do not intend to stand before you today delivering a direct political message.
Please do, however, allow me to deliver one very personal message. It is something that I always keep in mind while I am writing fiction. I have never gone so far as to write it on a piece of paper and paste it to the wall: Rather, it is carved into the wall of my mind, and it goes something like this:
所以，请允许我传递一条信息——一条非常私人的信息。这是我在写小说时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的事情。我无法将其诉诸于纸面并订在墙上，相反，它如同镌刻在我的意识之中。这件事差不多是这样的：
“Between a high, solid wall and an egg that breaks against it, I will always stand on the side of the egg.”
“在一堵又高又坚固的墙和一个试图打碎它的鸡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鸡蛋这边。”
Yes, no matter how right the wall may be and how wrong the egg, I will stand with the egg. Someone else will have to decide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 perhaps time or history will decide. If there were a novelist who, for whatever reason, wrote works standing with the wall, of what value would such works be?
是的，不管墙有多对，鸡蛋有多错，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其他人也许会通过谁 对谁错来决定；也许时间和历史就会这样判断立场。但是如果一个小说家——不管是出于如何的原因——站在墙的这边，那么他的作品又有多少价值可言？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is metaphor? In some cases, it is all too simple and clear. Bombers and tanks and rockets and white phosphorus shells are that high, solid wall. The eggs are the unarmed civilians who are crushed and burned and shot by them. This is one meaning of the metaphor.
这个关于墙和鸡蛋的隐喻的意义是什么呢？其实有时候，一切都非常简单和清楚。炸弹也好，坦克也好，火箭白磷弹也好统统都是那高墙。鸡蛋则是那些被这些武器压碎、燃烧、射杀的手无寸铁的平民。这就是真理隐喻的意义。
This is not all, though. It carries a deeper meaning. Think of it this way. Each of us is, more or less, an egg. Each of us is a unique, irreplaceable soul enclosed in a fragile shell. This is true of me, and it is true of each of you. And each of us, to a greater or lesser degree, is confronting a high, solid wall. The wall has a name: It is The System. The System is supposed to protect us, but sometimes it takes on a life of its own, and then it begins to kill us and cause us to kill others – coldly, efficiently, systematically.
但这并非所有的意义，隐喻负载着更深层的意义。试着这样想，我们每个人某种意义上都是这样的鸡蛋。我们中的每人的灵魂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替换的，居于脆弱 的躯壳之中。这对我来说是如此，对你们来说同意也如此。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或多或少正对抗着一堵又高又坚固的墙。墙有个名字：“体制”。体制应该保护我们， 但是有时候却夺走我们的生命。它开始让我们杀人并让我们冷酷的、高效的、系统地去杀别人。
I have only one reason to write novels, and that is to bring the dignity of the individual soul to the surface and shine a light upon it. The purpose of a story is to sound an alarm, to keep a light trained on The System in order to prevent it from tangling our souls in its web and demeaning them. I fully believe it is the novelist’s job to keep trying to clarify the uniqueness of each individual soul by writing stories – stories of life and death, stories of love, stories that make people cry and quake with fear and shake with laughter. This is why we go on, day after day, concocting fictions with utter seriousness.
我写小说只因为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将个人灵魂的尊严置之外表，光泽四射。一个故事的目的在于令人警醒，在体制之上，树立灯塔以防止人们妄自菲薄堕入体制的 蛛网。我真诚的相信小说家的责任是通过写故事——关于生死的故事、关于爱的故事、使人哭泣的故事、恐惧和欢笑得颤抖的故事，来试着阐明每个人灵魂的独一无 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继续前行，日复一日，及其严肃的编纂小说的原因。
My father died last year at the age of 90. He was a retired teacher and a part-time Buddhist priest. When he was in graduate school, he was drafted into the army and sent to fight in China. As a child born after the war, I used to see him every morning before breakfast offering up long, deeply-felt prayers at the Buddhist altar in our house. One time I asked him why he did this, and he told me he was praying for the people who had died in the war.
我父亲去年于九十高龄过往。他是一名退休教师，并且还是一位业余的佛教祈祷者。当他在京都的研究院时，他被征兵派往中国打仗。战后，我出生了。小时候，我 常常在早餐前见到他在我家的小佛像供桌前长时间深切的祷告。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告诉我他在为战场中死去的人祷告。
He was praying for all the people who died, he said, both ally and enemy alike. Staring at his back as he knelt at the altar, I seemed to feel the shadow of death hovering around him.
他说他为所有的死去的人祷告， 不管是敌人还是同盟。看着他躯跪于供桌前的背影，我好像感觉到了死亡的阴影正在他的头上翱旋。
My father died, and with him he took his memories, memories that I can never know. But the presence of death that lurked about him remains in my own memory. It is one of the few things I carry on from him,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我的父亲死了，一同死去的还有他的记忆，那些我永远无从知晓的记忆，唯有埋伏于他一生的死亡的存在遗留我的记忆之中。这是少数我能从他身上继续下去的东西，也是最重要的一件。
I have only one thing I hope to convey to you today. We are all human beings, individuals transcending nationality and race and religion, fragile eggs faced with a solid wall called The System. To all appearances, we have no hope of winning. The wall is too high, too strong – and too cold. If we have any hope of victory at all, it will have to come from our believing in the utter uniqueness and irreplaceability of our own and others’ souls and from the warmth we gain by joining souls together.
我今天只希望传达给你们一件东西。我们都是人类，超越国家、种族和宗教的个体，然而我们都是鸡蛋，我们是脆弱的鸡蛋，面对被称为“体制”的坚固的墙。表面 上，我们毫无胜算。墙太高、太强甚至过于冷冰冰的。如果说我们有胜利的希望，那必然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和他人灵魂的独一无二和不可代替，和来自我们的灵魂聚 集积攒的温暖。
Take a moment to think about this. Each of us possesses a tangible, living soul. The System has no such thing. We must not allow The System to exploit us. We must not allow The System to take on a life of its own. The System did not make us: We made The System.
耗费片刻想想，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真实的、活生生的灵魂。体制却没有这样的东西。我们应该对体制剥削我们说不，我们应该对体制带走属于我们的生活说不。体制从未制造我们，我们制造了体制。
That is all I have to say to you.
这就是我必须对你们说的。
I am grateful to have been awarded the Jerusalem Prize. I am grateful that my books are being read by people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And I am glad to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to you here today.
我很感激被授予耶路撒冷奖。我也对全世界不同地区的人都读我的书心怀感激，我想在以色列对读者们表示我的感谢。你们是我在这里最重要的原因。我希望我们一起分享一些，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东西、我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这里发言。
谢谢。
走进生命的学问
转前语：很久没看到让我心动的文章了。最近似乎渐渐滑向另外一个方向，纠结和怀疑自己有没有能力去做一些事情。有的讨论基于自身，基于现实，从而推衍出站在高墙一边并且融入高墙的合理性。但是重视内心的安宁和活得正当促使我无法接受融入高墙，并且把它合理化。
走进生命的学问
作者: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
2011-01-13
来源:南方周末
各位同学，我们这门政治哲学课，讲到这里，已近尾声。这三个月，我们一起研读了当代最主要的政治理论，包括功利主义、自由平等主义、放任自由主义、马克思主 义和社群主义。这是一段不易走的知性之旅。在课堂，在小组导修，在原典夜读，在网上论坛，都留下大家努力思考热烈讨论的痕迹。我希望，这些痕迹，会为你们的大学生活添上浓浓一笔，并长留于记忆当中。每年去到此刻，我总是如释重负，却也依依不舍。在这最后一课，我想多说几句。
一门学问，如果能让你茶饭不思，教你辗转反侧，并改变你看世界看人生的方式，那它一定已走进你的生命。它不是你要应付的功课，不是无可无不可的一堆术语，而是成了你生命的真正关怀。政治哲学，能够走进各位的生命吗？我们课上讨论过的自由平等人权公义，能够激起你们的知性热情，并继续引领大家的思考吗？抑或你会反问，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如此认真探究道德和政治，真的有意义吗？
一
让我们回到第一课。世间之所以有政治，因为我们希望好好活在一起。在一个资源适度匮乏而各人有不同利益的社会，要好好活在一起，就必须建立起公平合作的制度。 这套制度，将界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决定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并公正地解决人与人的纷争。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它不是建基于暴力恐怖欺诈，而是建基于我们能够合理接受的理由。
这是政治哲学思考的起点。我们不要小看这个起点，因为它告诉我们，没有制度是命定不变的，没有压迫是非如此不可的。所有制度皆人为之物，并以这样那样的方式限制我们的自由和决定我们的命运。因此，作为具有理性能力和正义感的个体，我们有最基本的权利，要求这些制度必须是公正的。自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政治最深的信念，是权力源于自由平等的人民，所有权力的行使，必须得到人民的认同接受。政治哲学不是关心权力如何操作，而是关心权力如何才有正当性。换言之，我们不将社会当作自然状态式的斗兽场，人们无时无刻活在贪婪恐惧当中，彼此奴役互相压迫。不是不会如此， 而是不应如此。现实政治当然有暴力丑陋的一面，但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个实然就是应然，也不愿永远停留在这个状态，而总是希望通过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克服和超越这种状态。
因此，政治哲学的任务，是认真探究基于什么道德原则，实践什么价值，公义社会才有可能。我们千万不要轻省地说，所有制度都是人吃人的东西，本质上没有任何分别。毕竟从奴役到自由，从专制到民主，从歧视到尊重，人类走了很长的路，无数人为此牺牲，而这中间是有极为根本的分别。
这个分别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制度如何对待人。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实实在在有血有肉会受苦会恐惧会屈辱，拥有自己的人生计划并渴望得到他人承认的个体。这些个体，脆弱但独立，微小却完整。判断一个制度的好坏，最重要的基点，是看它能否给予这些个体 平等的尊重和关怀，能否令这些个体感受到活得像个人。所有对制度的思考，都离不开人，离不开对个体生存处境和命运福祉的关怀。不是说民族国家宗教阶级政党 这些“大我”不重要，而是这些“大我”的存在如果不是要解放人实现人，而是压迫人异化人，我们就有理由改革甚至放弃这些制度。
这不是什么艰涩难懂的东西。只要我们用心，我们就会看见那些老弱无依的人，那些受到残暴对待却有冤无处诉的人，那些因为思想而失去自由的人，那些因为贫穷而 失去机会和尊严的人。这些人就在我们身边，不起眼地默默活着。只要我们看见，就能体会他们承受着多大的不幸苦楚。这些不幸苦楚，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不公造成的。如果我们渴求公义，就必须改革制度。
二
不少同学听到这里，或会马上 说，你说的都有道理，但一离开课室，这些全是乌托邦。第一，真实世界充斥尔虞我诈，现实政治尽是争权夺利。在一个不公正的世界追求公正，犹如螳臂挡车，毫无作用。第二，当你身边所有人都蔑视道德，并善于利用既有游戏规则为自己谋得巨大好处时，你不仅不参与还要提出挑战，这是傻瓜所为。我们为什么不做旁观者，为什么不坐顺风车，为什么不融入体制，却要选择另一条艰难得多的路？！
这两个问题，不仅关乎个人的生命安顿，更关乎我们为之向往的政治理想能否有实现的可能。道理不难理解。我们的社会，离正义还很远。我们每天睁开眼睛，见到的往往就是强权当道贪污横行权利不彰弱者受压。 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必须蒙起眼睛捂起耳朵，内心才得片刻安宁。我们很清楚，这个世界没有救世主，也不可能寄望既得利益者会主动放弃特权。要改变这种情况， 必须靠人的努力，必须要有很多很多人站出来，一起去推动社会转变。但从个人利益的观点看，“我”真有站出来的理由吗？借用村上春树的说法，我们真的有理由 站在鸡蛋的一边，而不是站在象征体制的高墙的一边吗？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大部分人都会选择高墙。而我们今天的大学，基本上 也成了高墙的一部分，并以为既有体制提供“人力资源”为务，而非以培养出具价值意识和反思意识的公民为本。大学离高墙愈近，愈失去她的灵魂.。正因如此， 我想你们真正的困惑是：“如果我真的看到他人的不幸，感受到世界的不义，那么面对如山的高墙，我仍然有理由选择做鸡蛋吗？我这样做，注定徒劳和注定活得不好吗？”
这是求己而非责人的切身之问。理想与现实之间，好像有着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个体身在其中，遂面对无尽拉扯。怎么办呢？我实在不能随意的说，往高墙靠吧，这样轻松自在得多。但我也不能轻省的道，做鸡蛋吧，就算跌个粉身碎骨也是值得。毕竟，那是你的生命，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命的轨迹，任何选择都会受到一己的个性能力出身家庭际遇等影响。因此，对于“我该如何活”这一实存问题，不可能有简单划一的道德方程式为我们提供答案。
三
尽管如此，在这最后一课，我还是希望和大家分享一点体会。这点体会，虽然平常，却是多年来我从生活中领悟到的一点道理。
我的想法是，既然我们只能活一次，我们就应该认真对待自己认真对待价值，并尽可能要求自己依信念而活。我们不是在世界之外，而是在世界之中。我们改变，世界就会跟着改变。我们快乐，世界就少一分苦；我们做了对的事，世界就少一分恶；我们帮了一个人，世界就少一分不幸；我们站起来，那堵看似坚不可摧的高墙就少 一分力量。
这个道理很简单，却是真的。我们常常感到无力，因为我们自觉太卑微，以为什么也改变不了。既然什么都改变不了，也就不必坚持什么；既然没什么好坚持，是非对错遂不必在意。这样一直向下滑，尽头往往就是妥协犬儒虚无。
但什么是改变呢？当然，我们不必要求自己随时牺牲小我完成大我，那是不必要的严苛；我们也不应期望仅凭一人之力便可于旦夕之间摇动体制，那是过度的自负。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改变我们的信念和行动。因为我们在世界之中，只要我们做对的事，过好的生活，世界就会不同。这包括活得真诚正直，尊重自己尊重他人，拒绝谎言拒绝堕落，关心身边的人，珍惜美好的事物，参与公共事务。当愈来愈多人以这样的方式生活，愈来愈多人见到这种生活的好，新的文化就会形成，公民社会就有生机，旧的不合理的制度就有崩塌的可能。退一万步，即使这一切都没发生，我们自己还是改变了──我们活出了自己想过同时值得过的人生。
我知道，说易做难，尤其在巨大的不公体制面前要求自己做个公正的人，需要极大的自信和勇气，同时必须承受无数不可知的风险。但我们还记得罗尔斯在《正义论》 中如何论爱吗？“人一旦爱，遂极脆弱：世间没有所谓爱恋之中却同时思量应否去爱之事。就是如此。伤得最少的爱，不是最好的爱。当我们爱，就须承受伤害和失去之险。”罗尔斯是说，决心做个公正的人，就像投入爱情一样，路途中总有可能会受伤。但我们不会因为爱的风险太大而放弃去爱。为什么？因为公正和爱，是我们生命中重要的价值。实现这些价值，生命才会美好。
也就是说，活得正当和活得幸福，不是两回事。公正不是一种强加于己的外 在戒条，而是我们理应欲求的宝贵德性。公正这种德性，关乎我们如何合理地对待彼此。活在一个极度不公的社会，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我们或许是体制的受害者，或许是体制的直接或间接得益者。受害者固然没有幸福可言，但得益者如果只懂得利用体制为自己谋取好处，将他人当作工具，终日汲汲于权力名利，对他人没有关爱没有尊重没有信任，这样的人生如何谈得上幸福？！
所以，我始终相信，建立公正的制度，培养正直的人格，保守良善的心灵，是美好人生不可或缺的条件。如果我们都有这样的信念，都愿意在生活中一点一滴去做，社会就有机会变好。
四
这就回到我最初的问题：政治哲学能够走进各位的生命吗？这里的“走进”，不只是指知性的投入，更指政治哲学中对人的关怀和对正义的追求，能否启迪触动指引大家的生命。我这学期最深刻的体会，是意识到教育最高的目标，是使人学会了解自己善待自己，学会看到他人的苦难，学会爱。如果大学教育没有这些，那么读多少理论修多少学分掌握多少技能，都没有触及教育的根本。这是一种人性教育。我们透过教来育成人，使人理解和感受到人之为人最重要的价值所在。有了这些，我们 才能开始谈如何追求美好人生和建设公正社会。
各位，原谅我在这最后一课，还要如此唠叨。修完这门课，很多同学即将毕业。我 是多么希望我们可以这样一起一直的探索下去。我最怀念的，是原典夜读。当所有人散去，只有我们的课室亮着灯，我们打开书，安安静静，一字一句，细细咀嚼罗 尔斯马克思。我们很幸运，有机会接触这些伟大思想。我们因此责任重大。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校歌，有“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 向前行”句。那是钱穆先生对新亚人中大人的期许。我愿以此和大家共勉。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54607
[转]Award Ceremony Speech
Award Ceremony Speech
Presentation Speech by Thorbjørn Jagland, Chairman of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Oslo, 10 December 2010.
Your Majesties, Excellenc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decided to award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10 to Liu Xiaobo for his long and non-violent struggle for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in China.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long believed that there is a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human rights and peace. Such rights are a prerequisite for the “fraternity between nations” of which Alfred Nobel wrote in his will.”
[...]
We regret that the Laureate is not present here today. He is in isolation in a prison in north-east China. Nor can the Laureate’s wife Liu Xia or his closest relatives be here with us. No medal or diploma will therefore be presented here today.
This fact alone shows that the award was necessary and appropriate. We congratulate Liu Xiaobo on this year’s Peace Prize.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previous occasions when the Laureate has been prevented from attending. This has in fact been the case with several awards which have proved in the light of history to have been most significant and honourable. Even when the Laureate has come, he or she has several times been severely condemned by the authorities of his or her own country.
[...]
The point of these awards has of course never been to offend anyone. The Nobel Committee’s intention has been to say someth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rights, democracy and peace. And it has been important to remind the world that the rights so widely enjoyed today were fought for and won by persons who took great risks.
They did so for others. That is why Liu Xiaobo deserves our support.
Although none of the Committee’s members have ever met Liu, we feel that we know him. We have studied him closely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Liu was born on the 28th of December 1955 in Changchun in China’s Jilin province. He took a Bachelor’s degree in literature at Jilin University, and a Master’s degree and a PhD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where he also taught. Stays abroad included visits to Oslo, Hawaii,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In 1989 he returned home to take part in the dawning democracy movement. On the 2nd of June he and some friends started a hunger strike on Tiananmen Square to protest against the state of emergency that had been declared. They issued a six-point democratic manifesto, written by Liu, opposing dictatorship and in favour of democracy. Liu was opposed to any physical struggle against the authorities on the part of the students; he tried to find a peaceful solution to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students and the government. Non-violence was already figuring prominently in his message. On the 4th of June he and his friends tried to prevent a clash between the army and the students. He was only partially successful. Many lives were lost, most of them outside Tiananmen Square.
Liu has told his wife that he would like this year’s Peace Prize to be dedicated to “the lost souls from the 4th of June.” It is a pleasure for us to fulfil his wish.
Liu has said that “The greatness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 is that even as man is faced with forceful tyranny and the resulting suffering, the victim responds to hate with love, to prejudice with tolerance, to arrogance with humility, to humiliation with dignity, and to violence with reason.”
Tiananmen became a turning-point in Liu’s life.
In 1996, Liu was sentenced to three years in a labour camp for “rumour-mongering and slander.” He was president of the independent Chinese PEN-centre from 2003 to 2007. Liu has written nearly 800 essays, 499 of them since 2005. He was one of the chief architects behind Charter 08, which was made known on the 10th of December 2008, which was, in the words of the document’s Preamble, on the occasion of “the one 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China’s first Constitution,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the Democracy Wall, and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signa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Charter 08 defends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nd has in due course been signed by several thousand persons both in China itself and abroad.
On the 25th of December 2009, Liu was sentenced to 11 years’ imprisonment and two years’ loss of political rights for, in the words of the sentence, “incitement to the overthrow of the state power and socialist system and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Liu has consistently claimed that the sentence violates both China’s own constitution and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There are many dissidents in China, and their opinions differ on many points. The severe punishment imposed on Liu made him more than a central spokesman for human rights. Practically overnight, he became the very symbol, both i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ly, of the struggle for such rights in China.
Your Majest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peace and human rights were disputed.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however, peace researchers and political scientists have almost without exception underlined how close those connections are. This is, allegedly, one of the most “robust” findings they have arrived at. Democracies may go to war against dictatorships, and have certainly waged colonial wars, but there is, apparently, not a single example of a democracy having gone to war against another democracy.
The deeper “fraternity between nations” which Alfred Nobel mentions in his will, and which is a prerequisite for real peace, can hardly be created without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There are scarcely any examples in world history of a great power achieving such rapid growth over such a long period of time as China. Since 1978, year by year, decade after decade, the country’s growth rate has stood at 10 percent or more. A few years ago the country’s output was greater than Germany’s; this year it exceeded Japan’s. China has thus achieved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gross national product. The USA’s national product is still three times greater than China’s, but while China is continuing its advance, the USA is in serious difficulties.
Economic success has lifted several hundred million Chinese out of poverty. For the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poor people in the world, China must be given the main credit.
We can to a certain degree say that China with its 1.3 billion people is carrying mankind’s fate on its shoulders. If the country proves capable of developing a social market economy with full civil rights, this will have a huge favourable impact on the world. If not, there is a danger of social and economic crises arising in the country, with negative consequences for us all.
Historical experience gives us reason to believe that continuing rapid economic growth presupposes opportunities for free research, thinking and debate. And moreover: without freedom of expression, corruption, the abuse of power, and misrule will develop. Every power system must be counterbalanced by popularly elected control, free media, and the right of individual citizens to criticise.
More or less authoritarian states may have long periods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but 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nearly all the rich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re democratic. Democracy mobilises new human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China’s new status entails increased responsibility. China must be prepared for criticism and regard it as positive – as an opportunity for improvement. This must be the case wherever there is great power. We have all formed opinions on the role of the USA through the years. Friends and allies criticised the country both for the Vietnam War and for the lack of civil rights for the coloured people. Many Americans were opposed to the award of the Nobel Peace Prize to Martin Luther King in 1964. Looking back, we can see that the USA grew stronger when the African-American people obtained their rights.
Many will ask whether China’s weakness – for all the strength the country is currently showing – is not manifested in the need to imprison a man for eleven years merely for expressing his opinions on how his country should be governed.
This weakness finds clear expression in the sentence on Liu, where it is underlined as especially serious that he spread his opinions on the Internet. But those who fear technological advances have every reason to fear the futur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not be abolished. It will continue to open societies. As Russia’s President Dmitrij Medvedev put it in an address to the Duma: “The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ives us an opportunity to become connected with the world. The world and society are growing more open even if the ruling class does not like it.”
No doubt Medvedev had the fat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mind. Compulsory uniformity and control of thought prevented the country from participating in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which took place in the 1970s and 80s. The system broke down. The country would have stood to gain a great deal more from entering into a dialogue at an early stage with people like Andrej Sakharov.
Your Majest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Today neither the nation-state nor a majority within the nation-state has unlimited authority. Human rights limit what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majority in a nation-state can do. This must apply to all states that are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ho have acceded to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China has signed and even ratified several of the UN’s and the ILO’s major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on human rights. It is interesting that China has accepted the supranational conflict-resolving mechanism of the WTO.
China’s own constitution upholds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rticle 35 of the country’s constitution thus lays down that “Citize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njoy freedom of speech, of the press, of assembly, of association, of procession and of demonstration.” Article 41 begins by stating that citizens “…have the right to criticise and make suggestions regarding any state organ or functionary.”
Liu has exercised his civil rights. He has done nothing wrong. He must therefore be released!
[...]
The human rights activists in China are defend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main trends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Viewed in that light, they are thus not dissidents, but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ain lines of development in today’s world.
Liu denies that criticis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same as offending China and the Chinese people. He argues that “Even if th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ruling party, it cannot be equated with the country, let alone with the nation and its culture.” Changes in China can take time, a very long time: political reforms should, as Liu says, ” be gradual, peaceful, orderly and controlled.” China has had enough of attempts at revolutionary change. They only lead to chaos. But as Liu also writes, “An enormous transformation towards pluralism in society has already taken place, and official authority is no longer able to fully control the whole society.” However strong the power of the regime may appear to be, every single individual must do his best to live, in his words, “an honest life with dignity.”
The answer from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is to claim that this year’s Peace Prize humiliates China, and to give very derogatory descriptions of Liu.
History shows many examples of political leaders playing on nationalist feelings and attempting to demonize holders of contrary opinions. They soon become foreign agents. This has sometimes happened in the name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but almost always with a tragic outcome.
We recognise this in the rhetoric of the struggle against terrorism: “You are either for me or against me.” Such undemocratic methods as torture and imprisonment without sentence have been used in the name of freedom. This has led to more polarisation of the world and harmed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
Isaac Newton once said, “If I have seen further, it is by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When we are able to look ahead today, it is because we are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the many men and women who over the years – often at great risk – have stood up for what they believed in and thus made our freedom possible.
Therefore: while others at this time are counting their money, focussing exclusively on their short-term national interests, or remaining indifferent,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once again chosen to support those who fight – for us all.
We congratulate Liu Xiaobo on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10. His views will in the long run strengthen China. We extend to him and to China our very best wishes for the years ahead.
Copyright © The Nobel Foundation 2010
MLA style: “The Nobel Peace Prize 2010 – Presentation Speech”. Nobelprize.org. 10 Dec 2010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peace/laureates/2010/presentation-speech.html
[转]阎克文：韦伯眼中的古典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
[转前语]个人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篇有关韦伯的文章，反观中国也同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阎克文：韦伯眼中的古典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
阎克文《博览群书》，2007年第11期，7-14
把马克斯·韦伯说成是文化决定论者，现在看来已是最为肤浅的学术判断和思想偏见之一了。如果稍稍系统地了解一下韦伯的理论框架和经验主义的比较结构分析，大概都会得出帕森斯那样的结论，就是说，韦伯思想的经典之处并不在于他如何看待观念因素和经济因素各自的相对重要性，而在于他分析社会行为系统的方法，因为在这个系统中，对行为发挥了影响的不光是经济力量，而且还有理想和价值观。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是韦伯首先将价值观在决定人类社会行为时的作用问题提到了理论高度。
一、现代资本主义的观念源头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这个理论高度的首要标志，它标志着一个推陈出新的“韦伯命题”——新教有一种“伦理”而资本主义有一种“精神”，正是这种新教“伦理”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精神”，而资本主义空前的文明成就与这种“精神”的巨大内驱力是密不可分的。应当立刻补充说明的是，韦伯这里着眼的是现代性(modernity)问题，这个现代性的核心则是现代的资本主义现象，而且是西方的现代资本主义现象，由于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是西方特有的现象，所以现代资本主义也只能是现代西方特有的现象，它不可能自发地产生于任何其他地方、其他时代。
我们今天似乎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出这个“韦伯命题”的不完善性，日本、印度、拉美甚至中国的现代性发展过程或可为证。但这几乎无损于该命题的方法论生命力，因为百年来的学术争论和研究表明，这个里程碑式的命题具有高度的扩展潜力和启示价值，但这是另外一个论说题目了，本文不赘。
有现代性，在逻辑上说就有前现代性。对此，韦伯作出了一个著名区分，即“传统型”资本主义和“现代型”资本主义的区分，这个区分的意义可以说非同寻常，它颠覆了以往对资本主义的一切基本阐释，并第一次为全面理解现代性和谨慎预见未来提出了一套结构分析方法。更令人着迷的是，这套方法至今仍然富有解释力。
按照我们在知识与思想的封闭状态下形成的一般理解，是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生产者诸要素的经济合成作用在从根本上推动着历史的发展，发展达到了一定程度，这历史便会要求并最终实际突破现存制度形态和观念体系的约束，由此跃上一个新台阶，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以及随后的整个西欧则登峰造极地证明了这个诸阶段论的发展模式。其中，除了经济环境、资本积累件、科学技术等物质力量的条件以外，资产阶级这个新型生产力代表者的获利冲动和贪婪欲望被认为是一种超常的驱动力。
但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这与历史真相的距离还相当遥远。从韦伯对历史进行的经验观察中不难看出，同样的甚至更优越的物质力量，在其他地方、其他时代也都不乏其例（比如中国历史上的若干“盛世”），但却始终没有发展出同样的乃至更优越的现代资本主义，这就足以说明物质力量不可能是绝对主导的推动力量。至于把追逐利润的发财本能作为一种历史解释，就更加不着边际了。在这个问题上，恐怕谁都毫无把握找出现代人和前现代人之间有什么重大区别，相信也不可能找到“科学”依据来证明发动了工业革命的英国人的获利本能已经进化得比以往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人们都强大有力。对此，韦伯有一段很是简捷生动的说明：“资本主义的获利活动，作为一种投机活动，一直通行于所有类型的经济社会中……投机者那种嘲笑一切道德约束的心态也一直是放之四海而皆然”，“中国的官吏、古罗马的贵族、现代的农民，他们的贪欲和任何人相比都毫不逊色……如果置身同样的情境，一个那不勒斯的车夫或船夫，以及他们亚洲国家的同行，还有南欧或亚洲国家的匠人，他们这些人的财迷心窍要比一个英国人更加强烈，特别是，要更加无耻。”毫无疑问，这在今天的中国能够信手拈来更加丰富的经验证据。
韦伯最终证明的是，传统型的资本主义自古以来就散见于世界各地，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二，一是在专制权力的指缝中飘忽求存的“政治取向的冒险家资本主义”，一是兼有军事和政治远征性质或者强盗行径的“掠夺式资本主义”，但传统型资本主义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资本主义，因为它真正体现出了无限制扩张的获利欲望，所以，“如果认为我们的理性主义资本主义时代相比其他时期的突出特征就是经济关切更为强烈，这未免失之愚蠢。现代资本主义的进取精神并不在于——例如相比古代商人——具备了更强劲的经济冲动。单纯经济关切本身的释放只能产生非理性的结果……与理性主义经济生活的观念相去甚远。”
简单说，韦伯这里所谓“理性主义(rationalism)经济生活的观念”，就是融汇了新教伦理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它是一个观念体系，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价值体系，而秉持这个价值体系的新兴经济力量便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主导力量之一，这就是新教徒资产者阶层与劳工群体。 欧洲宗教改革的重要结果之一是产生了新教，标志着天主教的一元化价值主导地位开始趋于衰落，但是韦伯有力地证明了，这决不意味着宗教本身的衰落，恰恰相反，新教的出现进一步深化了宗教信仰的强烈程度和社会化程度，因为路德的改革把生活的宗教动力从修道院的宗教精英（僧侣）那里直接而广泛地传播到了社会上，加尔文主义则找到了得救预定论这样一种无形而又实在的内生强制力，从而赋予了日常生活一种追求道德完善的持久动力。
这是一条因果链。新教认为《圣经》才是最高权威，每个信徒都可以直接从《圣经》领悟上帝的启示和真理。关键是，这种权威是永恒的，它凌驾于任何世俗权威之上，是不可动摇、不容侵犯的，因此不会陷入道德破产的危机。在基督教文化中，流变无常的世俗权威本来就没有资格代表和冒充上帝，新教主义则进一步否定了教会的这种资格，这等于是承认并鼓励个人有权独立于《圣经》之外的一切权威，承认并鼓励个人自由，但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每个普通的新教徒都要变成宗教精英。不同之处在于，过去的精英是少数隐身于有形的修道院中的遁世僧侣，新教徒则要把整个尘世当作无形的修道院、人人都成为入世的僧侣。加尔文教的得救预定论教义告诉基督徒，能够蒙恩得救的永远只是少数人，是上帝预先就确定了的，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是谁，其他人则注定要永远罚入地狱。但令人恐惧的是，用尘世中人的肉眼是无法分辨出这两种人的，试图揣测上帝拟订的名单更是枉费心思。因此，新教教义的大规模传播，在激励个人独自进取走向上帝的同时，也由于断言得救的高度不确定性而在每个信徒的内心深处掀起了终生都无法平息的焦虑感。即使像我们几无宗教共鸣感的中国人，单凭经验大概也不难体会到，人在面对一个事关重大但又不确定的前景时将会多么焦虑，更何况新教徒必须终生面对一个事关终极归宿而又不那么确定的前景。那么，新教徒是怎么找到出路的呢？
二、新教伦理的经济后果与世俗伦理背景下的中国传统资本主义
按照韦伯的分析，新教徒引领时代潮流的发家致富乃是新教伦理的意外结果，因为它的直接结果是激发和释放出了一种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和平的理性化，或者说，和平的理性主义。它对经济变革的影响在于，它最终把无数自由个人的分散努力整合成了一种自由的制度，这种制度不是基于习俗、惯例、传统或者其他什么东西，而是基于深思熟虑地、自发但系统地调整经济手段——尤其是自由劳动力的理性化劳动组织的出现——以实现持续的正当赢利目标。这是现代西方特有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有别于其他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传统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关键所在。
这样，韦伯定义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便清晰可见了，即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大规模有效整合。一般来说，人的价值理性程度越高，他就越不怎么顾及代价与后果，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也就越不理性；同样，工具理性的程度越高，他就越不怎么顾及观念与价值，从价值理性的角度来看也就越不理性。新教徒决心要在尘世建立天国，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决不容许自身天性中的邪恶因素、更不容许他人来讨价还价，这种价值理性与以往的基督徒并无本质区别，而且其强度有过之无不及。但是，和以往的宗教精英相比，他们的社会态度却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要驾驭着宗教动力去改造尘世，而不是逃到尘世之外修炼宗教虔诚；他们也敌视一切贪欲和享乐，但他们勤奋、节俭、冷静、审慎，条理化地利用一切资源刻苦工作、积极进取，这个过程意外地锤炼出了新教徒发达的工商业头脑，工具理性的潜力在他们那里发挥了史无前例的手段作用，证据就是，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普遍的工商业成就，而他们认为这是博得了上帝的青睐，也增加了上帝的荣耀。然后，他们不是消费利润、更不是挥霍利润，而是不断地积累、再投资、进而扩大稳定可靠的生产销售以期获得持续的经济成功，目的还是为了证明上帝的恩宠!结果是，他们引领发展出了大规模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以及私人与公共财富空前的、而且基本上持续不断的稳定增长。
由此可见，正如兰德尔·科林斯（Randall Collins）所说，宗教并非仅仅由观念构成，它还是一种社会实践。我们从韦伯的理论体系中能够合乎逻辑地了解到，如果物质资源的情形大体相同或近似，而现代资本主义却独独产生于西方，那只能说明是另外两种社会资源的独特作用，其中首先是文化的资源，而这种文化的核心就是新教徒的价值观念系统，它对尘世生活的积极干预产生了一系列顺理成章的实践结果，比如个人自由、权利平等、确立并严格遵循职业与公共生活的道德规范、推动社区自治与社会立法、推动福利和慈善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更重要的是，原先势单力薄但却团结壮大成为一支有纪律的力量并掌握了资本能源的新教徒群体，毫不妥协地抗拒了世俗权威和教会当局两个方面对工商业活动的不正当干预，有力地推动了自由市场的发育和成长。
相比之下，中国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由于宗教从来没有成为一种全民性的观念整合力量，因而无从产生出一种超验的最高权威，虽然也有过类似的观念，比如“天”、“天道”或“天理”，直至晚近泊来的“历史规律”，但它们都没有永恒的性质。而且，与其说它们凌驾于世俗权威之上，不如说只是世俗权威的影子，因此也像世俗权威一样总是摆脱不了如影随形的信誉危机，不可能升华到“神圣”的境界。由于最高权威就是世俗权威，结果中国文化始终就是一个纯世俗的体系，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人皆可以为尧舜”到“先天下”如何如何，始终都是形而下的、纯世俗的价值追求，虽然高不可攀，但却毫不“神圣”。关键是，它们没有指出假如人达不到“至善”、成不了尧舜、做不起“先天下”、无心或无力“奋斗终生”时该怎么思考和追求生存的意义。当然，历来的主流价值体系，也都给出了实现生存价值的种种根本途径，比如自天子以至庶人概莫能外的“慎独”、“自省”、“养浩然之气”的修身功夫，比如“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的修养要求，但一般来说，无视这些途径的任何个人都不会成为戴罪（原罪）之人，更不会让个人产生内在的自我强制力和驱动力进行毕生的道德努力、洗涤罪孽以成全自己，所以这些“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观就不会成为普世的、终极的价值观。更有甚者，因为它们并不允许、更不鼓励个人独立于世俗权威，这时绝大多数个人的生存意义就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可能仅限于充当草民，于是，世俗生活本身往往就成了目的，而不是追求超世俗价值目标的手段。
诚然，尽管中国文化没有产生出本土的理性化高级宗教，但却吸收了外来宗教的信仰成分；尽管没有产生出系统的宗教伦理，但在血缘共同体的“家国”扩展秩序中提炼出一套相沿成习的世俗伦理。比如“因果报应”说，就长期发挥了相当普遍的社会心理调节功能，使抑恶扬善的行为规范有了准信仰的价值；比如“诚信”观念，无论经济制度与社会结构如何变化，它作为一种道德要求却是永恒的，“童叟无欺”一直就是工商业者的自我标榜和社会对他们的普遍期待。但问题在于，纯世俗的伦理在本质上都是实用伦理，其功利性甚至可以顺理成章地把神衹崇拜、祖先崇拜和偶像崇拜也变成祈利避害的交易关系，因而一旦它的实用性遭到怀疑，人就很容易丧失任何道德底线，这时也就根本谈不上价值追求了，更遑论终极关怀，不仅工商业资产者如此，其他人等也很难例外。
根据中国的世俗伦理，超出谋生糊口传宗接代缴粮纳贡这个限度的劳动所得，在道德上就很可疑。但尽管如此，劳动却没有“神圣”的苦修性质，总的来说只是尘世的苦役，借助劳动成果摆脱劳动才是更有价值的追求，因而无法想象有谁能把苦役当作“天职”和道德义务；相应地，对个人追求工商业利润的社会评价，也就始终是出于实用主义的功利性考虑，始终是根据习俗、惯例、传统或者具体情境给予纯世俗的道德定位。从根本上说，在“家天下”传统中，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不过是给世俗权威提供的家务劳动，它始终与新教徒那样的价值追求无涉。与宗教改革同一时期的明代嘉靖年间，据说当时的GDP仍占了全球的一半左右（见第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2003年4月7日在“全国星火计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但问题在于，“革尽人欲”的观念这时更为变本加厉，“复尽天理”的要求却没有形成新教徒那样独立的信仰共同体，因而仍无可能产生出新教徒资本家那样秉持新的伦理标准并具有独立意识、独立人格的社会阶层，这种状况可以说至今仍无实质性的变化。这意味着中国的传统型资本主义首先在精神上就不可能自发地进入现代性过程，只能将传统进行到底。简言之，它是一种先天就没有信仰、后天仍没有信仰的资本主义。
当然，中国传统上讲“仓廪实而知礼节”，但它强调的是财富应有的功能而不是财富的正当性。如果我们把“礼节”扩展定义为价值观念和道德理想，那么立刻就能发现，新教徒的历史恰恰相反，他们是先知礼节而后仓廪实的，这不仅赋予了他们创造和积累的财富以正当性，而且使这种性质的财富直接有效地参与实现了一个普世的终极价值，那就是人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同时，新教徒的发财致富大都是白手起家，往往被趋于没落的旧贵族讥为“暴发户”，但始终没有引发我们这里时下所谓的社会“仇富”心理。因为这种心理显然不是仇恨富人的财富本身，而是财富的普遍来历不明和去向不清，除了为富不仁之外，更有富而不贵，富足而不高贵，甚至富足而无耻无良。
总之，在思想史上，是韦伯第一次从系统的理论高度论证了一个简单的事实：自从人类脱离了动物世界成为一个独特的生物种群以来，它的进化史就不再是生物进化史、而是思想进化史。因此，“韦伯命题”不过是集中展现了观念的力量在这部进化史上如何催生并催熟了又一种文明形态。
三、政治－法律制度的简要比较以及韦伯理论的启示
作为开制度主义分析之先河的思想大师，韦伯同时也系统地证明了，现代资本主义还有另一个社会资源，即政治-法律制度的资源。韦伯的巨著《经济与社会》主要就是审视这个资源。实际上这是韦伯更为关注的问题。为了不至离本文主题太远，这里只能简单说说。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前提除了宗教信仰的理性化之外，还有一个把观念投入实践后的游戏规则的理性化，而它的政治-法律制度就是一套理性化的游戏规则。它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来自既往的法律制度，一是来自中世纪的封建制度。西欧的普通法体系自古以来就重视契约，最早的罗马法，主要内容都与契约有关，最初大概是为了规范经济行为，后来则覆盖了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其核心是从法理上确定人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即划分权利的边界和义务的限度，尤其是通过法理契约确定世俗权威的政治权力界限，最后这一点在前现代时期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文明成果，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称为“准宪政”状态，当然这一过程中教会法也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韦伯认为英国就是个楷模，结果是任何一个世俗统治者都没有为所欲为的权利，平民不可剥夺的财产权和自由权则得到了司法保障，即便是国王非法作为也有可能在世俗法庭上败诉，更何况还有宗教权威、宗教法庭道德监督与审判的巨大压力。理性有效的规则体系自然会令人产生理性的行为预期和安全感，这在经济上的积极意义十分显著。前文所说新教徒毫不妥协地抗拒政教两方面对工商业活动的不正当干预，自然也就不是蛮勇蛮干，而是有理有据、据理力争。现代公民权制度、市场经济制度直至自由主义民主的宪政制度，都可以从这种理性的博弈中找到历史渊源，现代资本主义作为一种趋势也就不可阻挡了。
中国的情况相反。中国并没有出现过欧洲那种意义上的封建制度。秦代以后形成的政治-法律制度是保证了统治者拥有无限制的法定权力却不承担相应的法定义务，被统治者承担了无限制的法定义务却不拥有相应的法定权利，这在私人财产权问题上尤为突出。统治者处置和支配平民财产的高度专断性和随意性，使得任何理性的经济活动——特别是资本投资——都难以按照理性的预期谋求不断再生的生产经营利润，即便历史上时有所见的重商主义、自由放任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也因为这种制度的性质而常常难以为继，或者使工商业活动常常面临着不确定的政治风险。因此，传统型的资本主义只能表现为韦伯所说的、也是我们所熟悉的“政治资本主义”，即资本的不断积累与扩张只有依靠和国家及其代理人进行代价高昂的无序交易才有可能实现。这个资本运动过程又可能随时被权力的无常意志所打断，因为这里根本没有理性化的制度规则可以保障任何人的财产权不被政治权力任意剥夺，显然，这就根本无法满足理性主义资本主义所需的制度条件。
根据“韦伯命题”和韦伯的制度分析理论提供的视角，毫无疑问，现代性决不是我们这里普遍理解的经济层面上的所谓“现代化”，更不是物质主义的“现代化”，因为这种没有价值追求的“现代化”是舍本逐末，很可能还是缘木求鱼。宗教改革启动的首先是价值体系的现代化。当然，现代资本主义同时也还意味着依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手段去追求利润，而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否则，这个体系中任何一个单独的企业都将面临绝路一条。在新教主义形成的道德传统下，利润永远不是价值标准，因为现代资本主义是一种文明形态，而不单是经济形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韦伯才说，对利润的贪得无厌根本就不能等同于现代资本主义，更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
中国依靠自己的文化传统也过了几千年，我们的祖宗也一直比西方人阔，如今我们似乎也在迅速地阔起来，但我们最终要面对的是现代性的问题，这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是我们的传统文明难以自我生成又无力抗拒的文明形态。尽管事实证明，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传统文明已经走投无路，但事实也同样证明，它必须进行自我更新。不幸的是，自一个半世纪之前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为了寻找数千年未有之大对策，我们这个共同体已经支付了过于高昂的代价。也许，历史上唯一可与新教徒勉强类比的一支力量，就是“极左派”，然而，除了价值理性的坚定程度令人尊重以外，他们与新教徒却有根本性的差异：他们不是一个独立的信仰共同体，也不打算通过苦修向上帝获得救赎，而是自己充当上帝；他们始终把整个社会都看作自己的财产，因此不需要也不容许存在私人财产权；他们不会变成私人资本家，却是唯一的“资本家”。按照韦伯的“理想类型”概念来说，他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可谓有计划的“无政府”经济（相比之下新教徒的经济则是“无政府”的有计划经济），他们对经济生活的积极干预可以完全不计成本、不顾规则。于是，作为对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扩展秩序做出的被动反应，经济意义上的“富强”成了唯一的价值追求，模仿来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卸载了一切道德理想，最终，权力成了罗素所说的赤裸裸的权力，经济也成了赤裸裸的经济。一个显著标志就是权力越来越没有心肝、财富越来越没有廉耻。财富的迅速增长并没有带来现代文明形态的实质性进步，而是带来了人性和文化品质的普遍堕落。不言而喻，这需要的是制度安排与设计上的自我涤荡，只有其正当性使人人都能抱有理性预期和安全感的制度，未来才有可能是安全的，文明的进步才有可能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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